傅佩榮:“克己復禮”是《論語》最受誤解章節之一


儒家與現代人生

  人們把孔子稱作“至聖先師”,緬懷孔子最具體的方法就是“溫故而知新”,認識孔子思想的現代意義,進而身體力行,努力實踐他的教導,盡到承先啟後的責任。這不僅是個人的身心安頓所需,也是社會穩定發展,文化賡續創新的契機所在。

  由孔子所奠基的儒家學說“究竟”有何主張?它對現代人還有指導作用嗎?首先,它在歷史上的際遇十分複雜,從西漢董仲舒倡議“罷黜百家,獨尊儒術”開始,儒家就受到統治者的青睞與利用,成了安定社會的主導思想。兩千多年的專制政體可以用“陽儒陰法”一詞來描述,表面打著儒家的招牌,裡面採取法家的手段,等到國家陷入困境,就把責任推給儒家。在這種情況下,儒家的詮釋,為了配合統治階級的需要,形成僵化而封閉的教條,也就不足為怪了。

  於是,一般人對儒家的刻板印像是:重視群體和諧而忽略個體差異,講究人情面子而忘了真誠坦蕩,最後淪為不講道理的三綱五常與不分黑白的醬缸文化。像這樣的儒家難免讓人望而生畏生厭。但是,這是儒家的真正內涵嗎?這是孔子立說的原始精神嗎?答案顯然並非如此。

  其次,現代人生在西方文化主導及全球文化交融交鋒的大趨勢下,變得既豐富又復雜。我們身處其中,容易覺得盲目而茫然。許多學者以“後現代主義”一詞為其卷標,意思是:沒有任何觀點可以免於受質疑及被否定,由此形成價值中立或“只問事實不問價值”的現象。這種接近虛無主義的態度,正是人類心靈的最大挑戰。針對這種處境,孔子思想能夠提出什麼解藥?如果經由深入研究,發現儒家學說可以救治人類的時代之疾,那將不但是我們中國人的幸運,也是全人類的幸運。

  這是將依序探討以下三個問題:

  一、孔子在重視群體和諧時,並未忽略個體的主體價值;若是不談行動者的主體,人生又如何可能建構真善美聖等價值?

  二、相對於西方(以猶太教、基督宗教、伊斯蘭教這三大一神教為代表)所揭示之人類普遍具有“罪惡感”,儒家所側重的是人類應該有其“羞恥感”。這兩種觀點反映的都是人性不完美,因而需要進行修練,那麼今日又該怎麼做呢?

  三、儒家深刻的“悅樂精神”,對人生充滿嚮往,要以個人力量承擔造福眾生的責任,這其中所涉及的人性論是值得深究的。

  孔子的言行在上述三個問題上都有精準的見解與示範,且讓我們略說大概。

  個體與群體

  在分析中國人的性格時,會發現“群體”的作用遠大於“個體”。這也許是個客觀事實,但是如果回溯於儒家的起源,向孔子請教的話,就會察覺原來孔子的觀念是兼顧群體與個體,並且在兩者之間保持一種動態平衡的。孔子的觀念對於現代人生仍然深具啟發性。

  孔子主張“人能弘道,非道弘人”,認為實踐人生理想的主動力量在於人。他心目中的人是不分階級、族群與貧富差異的,所以在得悉家中馬厩失火時,他的當下反應是“曰:傷人乎?不問馬。”因此推崇孔子為人文主義者,說他具有深刻的人道情懷,乃是合宜的判斷。

  問題在於:孔子所謂的“人”,一般都被認定為側重於群體,這是正確的觀察嗎?譬如他的核心觀念是“仁”,而“仁”字“從人從二”,自然不離人我之間的互動關係,但是我們依然可以分辨:孔子是否注意到道德行為的主體是個人呢?答案是肯定的。

  一方面,孔子對人的期許是:“君子求諸己,小人求諸人”;“古之學者為己,今之學者為人”。這裡的“己”顯然是指個體而言,君子與學者應該有此自覺。另一方面,平凡百姓也有其自我要珍惜,最典型的話語是:“三軍可奪帥也,匹夫不可奪志也。”百姓心中打定了主意,誰都無法再去左右他。在道德修行上更是如此,孔子說:“譬如為山,未成一簣,止,吾止也。譬如平地,雖覆一簣,進,吾往也。”要進要止,全在於“吾”的選擇。

  為何需要強調個體呢?因為不論群體如何相處,道德價值的主體必須是個人,並且是真誠的個人。像“巧言令色,鮮矣仁”一語,不是暗示我們行仁的條件是真誠嗎?有真誠才有動力,也才能從事道德實踐,所以孔子說:“仁遠乎哉?我欲仁,斯仁至矣!”若不真誠,又如何可能“欲”仁?同時這個“我”自然是就個體而言的。

  《論語》中最受誤解的章節之一,是“顏淵問仁。子曰克己復禮為仁。”。關於“克己復禮”,許多學者的理解是“克制(或約束)自己的慾望,去實踐禮儀的規範”。但是讀完本段全文,會發現孔子所說的更可能是“能夠自己作主,去實踐禮儀的規範”,因為他接著談到“為仁由己,而由人乎哉?”“由己”是主動,“由人”是被動;若要走上人生正途(仁),就必須“化被動為主動”,經過個體的自覺與自動,真誠而願意“復禮”(實踐禮儀的規範)。

  這種真誠而主動的個體將會表現讓人驚訝讚歎的力量,在《孟子》書中有一段話​​,就是談到三種勇敢時,最高層次的示範是底下這句話:“自反而不縮,雖褐寬博,吾不惴焉?自反而縮,雖千萬人吾往矣!”通常我們會因為這句話出於《孟子》而以為那是孟子之語。事實上,那是孟子引述曾子所轉述的孔子之語:我若反省自己,發現自己理屈,那麼就算面對平凡百姓,我不覺得害怕嗎?然後,反省自己,發現自己理直,那麼就算面對千人萬人,我也向前走去。

  “雖千萬人吾往矣。”這句話中的“千萬人”不是指群體嗎?群體若是表現偏差的觀念與作為,“吾”這個個體不僅毫不妥協,並且要擇善固執、起而對抗。孟子由此發展出“大丈夫”的人格典型,其表現為“富貴不能淫,貧賤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”。試問:天下還有比這句話更能顯示個體的尊嚴與獨特價值的嗎?

  當然,儒家思想重視個體,其重點不是今日社會在民主與法制的基礎上所保障的人權,而是肯定:每一個人在道德實踐上都有不可逃避的責任,因而也有不可抹殺的尊貴價值。這也是孟子所謂“人人有貴於己者”的意思。

  在分析中國人的性格時,會發現“群體”的作用遠大於“個體”。這也許是個客觀事實,但是如果回溯於儒家的起源,向孔子請教的話,就會察覺原來孔子的觀念是兼顧群體與個體,並且在兩者之間保持一種動態平衡的。孔子的觀念對於現代人生仍然深具啟發性,其故在此。他所啟發的不只是我們華人世界,也將是全人類。道德行為的主體是個人,而道德實踐的條件與效應則不離個體與群體之間的互動關係。由個體的真誠出發,“己所不欲,勿施於人”的理想才能真正普遍推廣開來。

  羞恥心與罪惡感

  罪惡感源自個人面對上帝時的特殊心態,因此它的最大挑戰是不信上帝。羞恥心源自個人面對社會標准或個人良知的要求。如果只看社會標準,個人很可能變得世俗化、功利化、空洞化、而這也正是當前社會的一大危機。

  就人的現狀而言,中西雙方的文化都強調修養是不可或缺的。為何需要修養?因為人性並非生而完美。關於“完美”的判斷,是不能脫離一個參考標準的。以主導西方文化的基督教為例,就在其教義中談到人的“原罪”。他們相信上帝是完美的,並且上帝所造的人也應該是美好的,但是人的始祖未能恪遵他們與上帝所訂的盟約,亦即犯了罪,這才造成人性的缺陷。換言之,人在面對完美的上帝時,不免自覺其“罪惡感”,然後只有憑藉虔誠信仰與真心懺悔才有可能獲得救贖。這種罪惡感對心靈的影響是極其深重的。心理分析學家弗洛伊德說:“許多人因為罪惡感而犯罪。”這句聽來像是顛倒的語句,其實充分反映了西方人由其宗教所塑造的心靈狀態。

  如果說“罪惡感”是個體在面對無限完美的上帝時所自覺的無能與卑屈,那麼“羞恥心”呢?羞恥心是個體在面對“群體”所要求的標準時所自覺的不足與慚愧。個人不能脫離人群社會而生活,任何社會都有自己的一套言行禁忌與評價系統,那麼當一個人自己覺察或者被人指稱未達此一要求標準時,就會產生羞恥心。

  問題在於一個社會的言行標準是否正確?這個問題涉及政治、教育、輿論所形成的社會風氣。譬如,“笑貧不笑娼”是偏差的風氣,但同時也是一部分客觀的事實。那麼,要如何導正類似的風氣呢?在進行導正工作時,誰又有權認定自己代表了真理呢?

  在孔子看來,這裡應該考慮的是雙重挑戰:一方面,每一個人都要有羞恥心,努力朝著社會標準去行動。這時所謂的標準體現於禮儀與法律。孔子顯然認為禮儀才是正途。他說“道之以政,齊之以刑,民免而無恥。道之以德,齊之以禮,有恥且格。”至於讀書人,孔子的期許是:“邦有道,貧且賤焉,恥也。邦無道,富且貴焉,恥也。”至於如何判斷邦之有道無道,則是另一問題。

  另一方面,羞恥心還有向內自省的層次,這就涉及真誠覺悟自身言行了。若是自身言行不一,則是可恥的,如“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”;若是與人相處而表裡不一,也是可恥的,如“匿怨而友其人”。讀書人的首要條件是“行己有恥,使於四方,不辱君命”,在此,“行己有恥”當然是出於高度的自我要求。到了孟子,更宣稱“人不可以無恥,無恥之恥,無恥矣。”“羞恥心”的另一說法是“羞惡之心”,乃是孟子著名的“心之四端”之一,是一個人行“義”的基礎。到《中庸》,則又把恥與“勇”聯在一起,“知恥近乎勇”。在這一方面,羞恥心來自真誠面對自己的內在要求,其判斷標準不再局限於社會規範,而是回溯到心的根源,直接面對儒家所信仰的“天”了。正是因為如此,孟子在談到人生三樂時,會強調“仰​​不愧于天,俯不怍於人”。這種兼顧天人要求的羞恥心是值得我們深入理解的。

  在比較中西文化時,如果由“羞恥心”與“罪惡感”這兩種角度去省思,可以得到什麼啟發呢?以罪惡感來說,它源自個人面對上帝時的特殊心態,因此它的最大挑戰是不信上帝。一旦不信上帝,即有可能陷入道德虛無主義的困境,然後就會出現杜思妥也夫斯基小說中所擔心的大問題:“如果上帝不存在,我為何不能為所欲為?”

  再以羞恥心來說,它源自個人面對社會標准或個人良知的要求。如果只看社會標準,個人很可能變得世俗化、功利化、空洞化、而這也正是當前社會的一大危機。若是回溯孔子的原意,則不能忽略個人良知,而以符合天命所要求的無限完美為目標。個體的生命價值完全體現於他自覺對人群的責任上。孔子“五十而知天命”,同時他的志向是“老者安之,朋友信之,少者懷之”。天命與兼善天下,亦即“修己以安百姓”,是孔子的人生目標。真正的羞恥心應該帶人走向孔子所描述的這種志節。

  悅樂精神與憂患意識

  人生理想除了“止於至善”還能有其他選擇嗎?一個人只要走在這樣的正途上,不論他的遭遇是窮達順逆,都不影響內心的喜悅與快樂。孔子心目中的仁者,須以“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達而達人”為其奮鬥目標,而這項目標所帶來的永恆而無限的壓力,正是憂患意識的來源。

  孔子所創始的儒家,總是顯示中庸之道。這種中庸,並非靜態的不偏不易,而是充滿動態而均衡的力量。就個人的生命而言,真誠與否是個關鍵。只要真誠,就會由內心產生自我要求的力量,敦促自己主動去行善避惡。這種觀點可以用“人性向善”一詞來槪括。“向”代表力量,“善”則是我與別人之間適當關係的實現。

  於是,站在“人性向善”的基礎上,人生之道自然就是“擇善固執”,而人生理想除了“止於至善”還能有其他選擇嗎?明白這個道理並且努力實踐,無異於逐漸完善自己的人性,由此孕生的心得正是“悅樂精神”。一個人只要走在這樣的正途上,不論他的遭遇是窮達順逆,都不影響內心的喜悅與快樂。孔子描寫自己“飯疏食,飲水,曲肱而枕之,樂亦在其中矣”;他肯定顏淵的傑出之處在於“一簞食,一瓢飲,在陋巷,人不堪其憂,回也不改其樂”。到了孟子,依然不忘這種人人皆可獲得的快樂,並且具體歸結其契機在於真誠。他說:“萬物皆備於我矣,反身而誠,樂莫大焉。”個人若想快樂,則對萬物一無所求,只須反省自己,覺察自己做到完全真誠。這還是人生之至樂呢。孔子說:“君子坦蕩盪。”成為君子,是人人皆有同樣的可能性的,全看自己是否立志而已。

  不過,如果把“善”界定為我與別人之間的適當關係,就不能避免一種​​情況,亦即儒家總是懷著憂患意識。即使像堯與舜這樣的聖王,在面對“修己以安百姓”與“博施於民而能濟眾”這樣的理想時,仍然會覺得自己力有未逮,亦即“堯舜其猶病諸”。孔子心目中的仁者,須以“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達而達人”為其奮鬥目標,而這項目標所帶來的永恆而無限的壓力,正是憂患意識的來源。

  孟子說得更為直接:“飽食、暖衣,逸居而無敎,則近於禽獸。”這正是人類的狀況:若無教育,或者未受適當教育,則百姓的表現是與動物相近的。這種觀點顯然與“人性本善”毫不兼容。君子所擔心的即在於此。天下若要安定,須由先知先覺之士發揮其責任心,用以啟迪後知後覺之人,再由此形成優良的社會風氣,大家一起走向人生的光明坦途與幸福之道。

  孟子在揭示“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”這段大道理時,結論是“然後知生於憂​​患而死於安樂”。人在憂患中可以生存下去,在安樂中卻難免於滅亡。憂患是雙方面的:自己是否擇善固執、日進於德?自己是否“與人為善”,是否偕同相關的人(包括依自己職責而有互動關係的百姓)一起走向善途?

  《中庸》認為“天地雖大,人猶有所憾”。《易傳》指出“作易者,其有憂患乎”。這些都是一脈相承的儒家觀念。其背後對人性的見解,並非宋儒(以朱熹為代表)以來所謂的“人性本善”,而是我們今日重新詮釋的“人性向善”。由於人性只是向善,所以人生必須擇善固執。由於善是指我與別人之間的適當關係,此一關係要求我自己在力求完美時也要協助別人如此。“別人”一詞包括由近及遠的天下所有的人在內。如此一來,儒家的憂患意識就成為人生謹言慎行、修德講學、立人達人、兼善天下的動力來源了。

  悅樂精神與憂患意識在表面上似乎有些矛盾,其實這兩者是不可分離的整體。有悅樂而無憂患,則人生若非局限於狹隘的利己,就是浮游於表面的享樂;有憂患而無悅樂,則人生又將懷憂喪志,患得患失,徒勞無功而苦不堪言。儒家能夠兼取二者,使人在悅樂之時心存憂患意識,在憂患之中又能保持悅樂精神。如此方可“知其不可而為之”,繼續以充分的信心與昂揚的鬥志向著人生的理想前進。我們學習孔子思想,能夠把握上述原則,在面對現代人生的考驗時,自然比較容易體會君子之道,“知者不惑,仁者不憂,勇者不懼”,然後“居天下之廣居,立天下之正位,行天下之大道”。

  沒有人是生而完美的,也沒有人不可能走向完美。“完美”一詞在今日看來,包括“幸福”在內。其根苗在於人性,其花果則展現於多彩多姿的現代人生。多樣的選擇往往讓人無所適從,這時所需要的是一套通情達理、取精用宏的價值觀,而孔子所始創的儒家思想是“極高明而道中庸”,兼顧《尚書》所謂“正德、利用、厚生”三方面的要求,啟示我們由真誠而主動行善,因行善而造福人群,並在此一過程中也逐漸修成正果,成就自己的人生功課。

  我們學習孔子思想,若能在重視群體和諧時也肯定個體的主體性與主動性,那麼在面對現代社會的風潮衝擊與時尚誘惑時,就不難把持自己的方向。我們在修養自己時,要時時警覺羞恥心,言行不僅合乎社會規範的標準,更要安於真誠的良知,進而上達無愧于天地神明的境界。我們身為知識分子與為民服務的公僕,總是希望造福百姓,因而難免於憂患意識;這時不能忘記孔子的悅樂精神,不但要苦中作樂,還要以苦為樂,甘之如飴,因為這一切所成就的也是自我人性的提升與完美。

  今天我們紀念孔子,不再是例行公事,而是要學習一套完整而正確的價值觀,使孔子的見解在現代人生得到驗證的機會,讓世人肯定孔子思想對現代人類的重大意義。

  演講人:傅佩榮 

  傅佩榮,祖籍上海,1950年6月12日出生,台灣輔仁大學哲學系畢業,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,美國耶魯大學哲學博士,專攻宗教哲學。曾任比利時魯汶大學客座教授,荷蘭萊頓大學講座教授,台灣大學哲學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長,現任台灣大學哲學系、所教授。2009年6月,他在央視《百家講壇》主講《孟子的智慧》,並先後在浙江大學、復旦大學、北京大學、中國人民大學、清華大學、北京師範大學、中國社科院開展了一系列國學演講,引起了熱烈反響。

來源:光明日報

 

 

責任編輯:王佳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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